1932 年2 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担负着中央苏区统一货币、财政，维护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任，行使着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即着手设计印制纸币，但由于敌人封锁，印刷材料奇缺，经过多方努力，直到7月，第一批纸币才面世。到1934年10 月16 日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际印制发行纸币的时间为两年零两个半月。 

以往人们对中央苏区银行与货币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背景、银行成立经过、业务开展范围，货币发行、收兑和善后等方面的介绍以及相关史料的挖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其多是金融史、银行史、货币史等要解决的问题，而恰恰对货币实物本身，缺少钱币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剖析。

笔者历时五年多的统计与分析，用最后沉淀下来的数据基本摸清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实物的发现和研究现状，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调查统计和初步分析研究结果将陆续介绍给大家。本文主要从鲜为人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四种稀见版式或称四大珍稀品种实物入手，作出初步探讨，对不同版式的纸币，探索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金融史、货币史方面的意义。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券：无冠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券（下文称：伍分券）发行过无冠号券吗？绝大多数人都可能有此一问。回答是肯定的，发行过。 

首先，1988年开始酝酿，1998年才正式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作为权威的专著，对无冠号伍分券，有明确的介绍并附图，号码为072947。此后，多种著述对此 也有多次引用。

第二，王太华、刘国昆先生约在 1990年集中过手7000 张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其中伍分券 1000 张，从中自然拣选出无冠号伍分券 2 张，号码分别是 072951、091192。 

第三，从纸币冠号规律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基本分为无冠号、有冠号两大类。冠号为字母，按 A、B、C、D、E、F……排列，根据纸币发行数量等需要，顺序使用，所见纸币实物，都遵从这个规律。

看看下面的排列对比： 

伍分券，无冠号、冠号 A、B、C、D、E； 

壹角券，无冠号、冠号 A、B、C、D； 

贰角券，无冠号（号码位置不同 2 种）； 

伍角券，无冠号、冠号 A、B、C、D、E、F； 

壹圆券，无冠号。 

实际上，无冠号伍分券的问题，也一直被资深收藏研究者所关注。我的老友、著名红色货币收藏家洪荣昌先生，就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考证》一文中作了介绍和考证（原文见《中国钱币》2011 年第 1 期）。考察实物并结合有关资料记述来看，伍分券为分次印刷，即先印出图案，再另用印版一次性印出银行名称、冠号、签名。这里的“一次性”非常重要，因为银行名称、冠号、签名同是黑色，从节省时间和成本控制的角度看，也必须一次完成，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冠号，再走一遍印刷流程，即冠号不可能单独印刷，也就不可能单独“漏印”。所以，无冠号伍分券“漏印”之说，显然不能够成立。 

佐以实物，更具说服力，如图，一张有印刷“瑕疵”的伍分券，左边行名、冠号、签名同时有明显的错位痕迹，这张印刷错位的伍分券，充分证明了伍分券行名、冠号、签名是同时印刷的，不可能有冠号单独漏印的情况。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 也收录了一 张有印刷移位的伍分券，冠号 A，号码为 458106，这张纸币，行名、冠号、“分”字移位非常明显，“伍” 字和签名没有明显的移位痕迹， 说明纸张错位时的受力与上一张不同而已。

这两个实例，都说明了伍分券是一次性印出银行名称、冠号、签名的。至于行名、冠号、签字字体字形、距离等细微差异，是由于手工制作子版（印刷版）时的人为误差，与分次印刷无关。 

迄今为止，无冠号伍分券仅见 4 张，按照号码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是：第一张，号码072947，出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据洪荣昌先生2005 年“五一” 期间的调查，这张纸币图片源自江西老一辈钱币收藏家龙吉昌先生。至于这张无冠号伍分券图片的来历，龙老说“是从杭州一个离休老干部那里拍来的相片。”遗憾的是， 龙老也并没有进一步说出杭州这位“离休老干部”的具体情况。更遗憾的是，在《中央革 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中，所有收录的实物，都没有标明出处，书中也没有找到龙吉昌的名字。 

第二张，号码072951，出自江西省钱币学会《钱币研究》1991年第一期王太华、刘国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一文，该文从 1000 张伍分券中自然拣选出两张无冠号券，这一张号码竟只比第一张多出 4 号！

第三张，号码 091192，出处同上。 

第四张，号码121806，出自革命根据地货币收藏家、四川成都尹健先生的藏集。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并上手实物的唯一一 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无冠号伍分券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角券、伍角券都有大量无冠号的实物发现，独独伍分券仅仅存世 4 张，这显然不合常理。在没有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实物的分析研究来弥补史料的不足，就成了我们要做的工作。

具体到无冠号伍分券存世稀少的原因，笔者推测主要是： 

1．伍分券发行早，市场消耗量大。黄亚光于1932年初开始设计纸币图案，设计的第一张纸币是伍分券。按一般规律，最早设计的也应该是最早印制和投放的，最早投放小面额纸币符合市场需要，也符合新创银行试水实况。无冠号伍分券首先发行，不久即投放完毕并在流通中消耗殆尽。 

2．伍分券的发行，极大地弥补了市场辅币的缺乏，颇受民众欢迎，流转极快，无冠号伍分券最多可以发行100 万张，合五万元。据有关资料（即《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 年全体总决算书》），至 1932 年终，伍分券实际印制48375 元，合 967500 张，可资参考。 

3．辅币缺乏，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多数乡村顽疾，并且辅币周转快，消耗甚大。在根据地发行纸币之初，地方纸钞普遍被收缴，禁止私人发钞，限制制钱和铜元的流通，使得地方辅币缺乏严重。种种原因，导致伍分券使用和消耗过多过快。从无冠号伍分券实物看， 其纸张较厚，综合颜色、印版工艺等考察，符合早期印制的纸币特征。1933 年底和1934 年印制的纸币，多用薄纸，色差明显。 

4．特殊原因被集中收回、集中销毁了。

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券：B 字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券B字冠，目前已知不但存世少， 而且总体品相较差，能够达到完整 的7成品相，已经是极其难得。

 目前统计到的 B 字冠仅有30 张，号码及提供者或出处见下表：（提供者为网名，未注明的，均见 洪荣昌著《红色货币》P238）：

另有5 张号码不清（提供者分别为高炮营长、江平鋏币、刘昌海、linjinsong、幸福岁月）。 

这 30 张B字冠，最大的特点，就是品相很差，绝大多数品相都在5成以下，洪荣昌先生在《红色货币》一书中，客观地以“有人说”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可能与历史上的 “AB 团事件”有关；二是可能“当时工人素质较低，忘记编完这种冠字的号码就改成‘C’ 字冠了。”结论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B’字冠纸币只有这么一点点，目前仍是个谜”。

“当时工人素质较低，忘记编完这种冠字的号码就改成‘C’字冠了”的说法很牵强。因为，苏维埃印钞厂印刷纸币，都是根据银行指令进行的，印刷厂无权擅自多印或少印纸币。印钞厂对印钞编号和印刷数字的统计一定是极其严谨和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的（纸币即是钱财，来不得丝毫马虎）。发行计划（哪怕是财政发行）、印刷量、发行量、库存量都是明确的。B 字冠 6 位数号码已见实物最大号码仅为 070912，尚不足应该印量的1/10，按照《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的记述，“纸币印刷过程的手续是严密的。先由领料员到仓库领取纸张、油墨部领取油墨，然后交由油印员印刷。纸币印好后，需整理清点验收。最后装在铁皮箱里，在护送员的监护下，于当天下午送交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经办人在收据上签字盖章，送交人拿到收据后回厂交差。” 显然，工人忘记编号这个理由肯定难以成立。 

B字冠如此稀少，是否与历史上所谓的AB 团 / 富田事件有关呢？1932 年初开始设计纸币，7 月份才开始印刷纸币，这已经是事件过后的一年半的事情 了。ABC 本身只是字母而已，既然设计者敢用 A 字，并且印满了 999999 张，却不敢再用B字，不可思议。而且，同为1932年版的壹角券，冠号 A、B、C、D 都不少见，次年印刷的1933年版的伍角券，冠号 A、B、C、D、E、F 都不少见，独有印刷伍分券怕摊上事情， 这显然说不通。 

分析研究伍分券B字冠存世稀罕的原因，还是应该客观地从货币发行、流通、回收等自身环节来考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券 B 字冠存世稀少，有可能是：1. 发行时间早，流通时间长，自然损耗多；2. 发行量小，根本就没有发行满 10 万张；3. 存世品几乎都是很差的品相，显示其是流通频繁，消耗量大；4. 回收彻底，种种原因，比其他冠号回收集中彻底。以上四种原因交互存在，共同决定了今天B字冠存世非常稀少。结合伍分券无字冠存世罕见的现实分析，很有可能是首先发行无字冠，随后发行B字冠（也不排除无字冠和B字冠同时发行），以后市场大量需求（也可能是印刷能力逐渐提升），其他冠字相继印刷发行。当然，也不排除 A 冠、B冠几乎同时印好，先投放B冠并无特别意义，属于随机发行。 

中央苏区的货币投放具体操作办法，没有文献存世，我们只能根据一般规律进行合理的分析推测。 

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AA 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收藏中央苏区纸币，而直到 2000 年前后， 才在江西罗江平先生的提示下开始关注所谓AA 版。原来，AA版是1932年版壹圆券，背面图框中间两边空白处，分别加盖了蓝色的“A”字戳记。这两个“A”字，系手工加盖， 位置大概一致，显然不是随意所为。收藏界称之为“AA 版”或称“双 A 版”。 

经过多年的查询统计，1932 年 AA 版，目前仅见到实物 27 张，大部分被同样早就关注 AA 版的洪荣昌先生在所著的《红色货币》中记录，号码见下表：（未注明的，均见《红色货币》 P237）：

有人可能会说，多个A 少个A， 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必要过多给予关注。其实不然，如果这里的A是冠字，理论上，壹圆纸币的发行量就有可能多出100 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如果不是冠字，这必然暗示了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货币发行上或者流通回收上发生了重大事件，必须加盖记号作出区别。关于这些问题，洪荣昌先生总的观点认为AA 是冠字， 即1932年壹圆券印完 999999 张后，又重新从编号 000001 开始印刷纸币，并在纸币背面手工加 盖 AA，以示区别。就目前的分析来看，我基本同意洪先生的说法。进一步设想，为什么要做这种很不显眼的加盖？而不是和辅币一样，在纸币号码前面直接加上冠号？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需求关系，1932年度很早就印足并使用完 100 万张壹圆券，但因财政需要，不得不加印纸币；加印约2万元后，到了1933 年，则直接改版印制了。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看，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的官方数据，基本上都出自《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根据这个决算书， 至1932 底，壹圆券仅仅印制了375000 元，也就是375000 张，号码为1-375000，仅仅是编满号码的 1/3 而已。加印纸币的说法显然不通。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财政发行，不是什么秘密，1932 年7月开始发行纸币，至年底，印制并发行 656175 元，财政透支总数为 563839 元，差额仅仅92336 元。1933 年 8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已达 200 万元，200 万元的概念，就 是 6 位数的壹圆券发行满两个周期而已。如果加盖 AA 是冠字，有一种解释或许符合加盖者的初始想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苏区纸币是硬通货，代表的是银元币值，发行之初是严格按照 1:1 兑换银元的比价行使的。而且壹圆是主币，在当时有相当高的购买力，为了显示币值稳定，必须极力控制发行量， 同时适当的财政发行又无法避免，所以才采取了这种既能够内部掌握发行量，又不至于贸然使用新冠号引起市场波动的办法。这种隐蔽加盖的办法，确实很有效，以至于数十年后， 一般的收藏研究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都忽视了AA 版的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1932年版壹圆编号印满后，没有及时制好 1933 年的印版，市场又急需投放，只好采用暗中加盖 AA 的办法临时使用，供应充足后，又将这种加盖票“只收不付”，从收兑的纸币中挑拣出来，予以回收。这种权宜之计不便公开，所以也鲜为人知， 而且因为发行不多、回收较彻底，所以今天存世才如此稀少。此外，中央苏区敌我斗争异常激烈残酷，根据地难免被短暂分割包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否有分区发行的必要？这在之前的著述中，没有见到过介绍。由于没有发行地名券，加盖“AA”会不会是“分区发行”的标志呢？这些都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研究。 

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A1934 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 A1934 版，也是曾经一度被忽视，现在也少为人知的品种。其特征是，纸币背面下部年号“1934”前面，多了一个“A”字，变成“A1934”， 故称。

A1934 年版：目前仅见实物 28 张，已经知道号码的有 22 张。另外有6张号码不清或仅见背面图片，而且与以上纸币明显不重复，号码待查（出处分别是：洪荣昌著《红色货币》中编号 5-58、5-59、5-61、5-62 共计4 张，罗华素等著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 1 张，高小琼等著《共和国金融摇篮》中 1 张）。 

与 AA 版的蓝戳加盖不同，A1934 是与纸币图案同版，一起印好的。从目前已见实物的号码看，最小号 229434，如果是从 000001 开始印刷的话，前面尚有 22 万多张不见踪迹；最大号 434066，是不是仅仅印了 45 万张以内？这些都要期待实物的进一步发现了。 

为什么要在年号前加个A 字？洪荣昌先生的意见是倾向于 1934 年普通版编号印完以 后，重新编号印刷，这里的 A 字，实际就是冠号。他在《红色货币》中说“这是很明显的 1934 年票编码完后，又不到 1935 年，只好在只好在年份前加冠字 A”。问题是为什么不将冠号大大方方地公开印在号码前面，而是印在纸币背面年号前的不显眼处，我认为仍有既能够掌握控制发行量，又给市场以没有增发货币的感觉，以达到尽力稳定市场的目的。是一种货币发行的“策略”。同样，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多年来，一 般收藏者也都没有在意 A1934 的存在。

另有人猜测，A1934 年版是在长征途中印刷和发行的，为了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纸币有所区别，所以才在不显眼处加上 “A”字。这种说法，尚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从实物的发现地来看， 这种说法不可靠。 

有人估算的发行量，也是基于对所掌握的纸币实物号码的统计。1990年，他们共接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江西全省各地市收兑上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达 7000 张，其中壹圆券2000 张。1932 年版658张，最大号码 999767；1933 年版694 张， 最大号999445；1934 年版316 张， 最大号878639，他们取整数估算壹圆券印刷290 万张，显然过于保守了。实际至少是应该印满了300 万张的。他们没有提到 AA 版和 A1934 版，也没有提到伍分券的B字冠。他们在当时能够集中接触到这么多实物的情况下，记录了不同面额各个冠号的最大号码和两张伍分券无冠号的号码，对实际发行量做了初步估计，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功莫大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注意区分更细微的差别，是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总之，中央苏区纸币中，无冠号伍分券、B字冠伍分券、1932 年壹圆 AA 版、A1934 年版壹圆券这四种珍稀版式，存世如此稀少确实是个谜，这背后的银行史、金融史等原因， 值得进一步探求。 

根据中国钱币博物馆王宣瑞文编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