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地区沦陷后，日本控制下的汪伪政权于1942年5月在宁波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支行，次年又在余姚、镇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日伪凭借武力的保障占据中心城市，搜缴法币， 强行流通汪伪政权储备银行券，浙东地区的金融逐渐被日伪所掌控。至 1942年10 月，日伪的储备银行券成为浙东市场上的主要流通票券，其数量约占货币流通总量的70-80%。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随着侵占区域的缩小，日伪在经济上的掠夺更加疯狂，不断滥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汪伪储备银行券，导致敌占区物价飞涨，一般物价比储备券发行初期暴涨了万倍以上，储备券最终沦为废纸。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抗战，军费激增，国民政府国库空虚，通过增发法币进行弥补，法币也濒临崩溃。浙东人民在战火的摧残下，还要饱受日伪币和法币贬值带来的经济压力，生活已是水深火热。
为稳定物价，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坚持“阻碍敌人的掠夺， 减少敌人的掠夺，保护人民的生产，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增加财政收入”的方针，积极开展对日伪的经济斗争。
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通过了抗币发行的有关提案，2、3月印钞车间开始印制抗币， 4月1日成立浙东银行，公布抗币发行条例。在开幕典礼上，浙东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山民提出：“本位币的任务是稳定物价，因此决定抗币以物价指数的升降决定其币值，一 元抗币相等（接近）于一斤米；同时要走工商业路线，发展工商业，改善民生，而不是为了军政经费，不比反动政府依靠发钞票来解决财政问题”。
浙东银行成立后，于1945年4月10日挂牌营业，公开发行抗币，据查最先发行的应该是伍圆券。1945年4月23日《新浙东报》报道，梁弄各界对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后的反映……金生哥说：“可惜只有五元的，换不开，假使能够有一元的、五角的，那就更好了”。1945年4月27日《新浙东报》报道，浙东银行成立后，上虞县办事处曾在虞东乡保长大会提出发 行伍圆券抗币的意义与对敌伪进行经济斗争的作用……永和、谢桥等镇各界还希望发行壹圆券、伍角券，使市上买卖便利。由此可知，浙东银行伍圆券是最先发行的票券。
现存印有1944年字样的蓝色壹圆券是在什么情况下发行的呢？浙东银行的内部筹备工作确实开始于1944 年，浙东区党委通过上海地下党采办了制作抗币的印版运到了四明山。由于印版是在 1944 年制作，所以出现了浙东银行1945年成立而浙东银行发行的这种蓝色壹圆抗币上印的年代为“中华民国 三十三年”和“1944 年” 的情况。原浙东银行副经理陆慕云曾回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上海运来的铜版（笔者：指印制抗币的全套铜版）不能用，印刷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研制了石版，胜利完成了印票任务”。可见包括蓝色壹圆券在内的这套银行券曾因钞版和印刷条件等限制而延迟。另据原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张蓬告知，1944 年版蓝色壹圆券上的“浙东银行”四字 当时由他书写后再浇铸加盖而其他“圆票”的“浙东银行”四字均为同时印刷。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也提到：“（此券）无浙东银行四字， 亦无货币名称、号码和总经理、副总经理小方章， 这些都是在正式发行前夕套印上去的”。由此可知，1944 年版 浙东银行券，很有可能是先制版印刷无浙东银行行名的票券，因为某些因素被耽搁或者浙东银行未成立而没有在 1944 年发行。
1945 年浙东银行正式成立后，先发行了石版印制的伍圆券，后因市场找零需要，才套印了行名和印章后发行蓝色壹圆券，之后又发行了石版印制的壹圆券及其他面值纸币。目前从笔者收藏和所见的实物中可知， 1944 年版浙东银行蓝色壹圆券共有三种版别：
行名大字大章六位数版：
行名大字小章七位数版：
行名小字大章七位数版：
章均立先生主编的《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将此券分为三种版别：分别为 1944 年版大字大章， 1944 年版大字小章， 1944 年版小字小章。目前从实物看，第三种应该是 1944 年版的小字大章七位数。从行名和印章分析推测，此券发行顺序应该是先发行第一版行名大字大章六位数版，其次发行第二版行名大字小章七位数版， 最后发行第三版行名小字大章七位数版。第一版与第二版的行名不仅比第三版大，而且字体与第三版完全不一样。
从冠号看，按照常规，先发行六位数，后发行七位数。从印章看，第一版总经理章和副总经理章的字体与第二、三版差异比较明显。
第二版与第三版的印章字体较为一致，第一版的“章”字最后一笔卷圈， 有别于第二、三版。第二版行名大字小章七位数版行名字体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浙东银行抗币发行于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流通时间不到一年，但对稳定金融市场和物价，改善人民生活，支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丰富的版别也给钱币爱好者带来了集藏的乐趣。
根据中国钱币博物馆王天杨文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