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泽民是一位著名的老一辈中国钱币专家。民国初年，他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开了一家古玩店，名为“汇泉堂”，主要经营古钱币。民国十年左右，骆泽民的钱币经营与研究扩展到了机铸币，成为中国机铸币研究与经营的先驱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将“汇泉堂”古玩店迁至著名的北京琉璃厂古玩业商圈，但不久因生意萧条而歇业。

（1965年骆泽民(右)来上海时与马定祥（左）合影）

骆泽民为人诚恳，性格沉稳，博闻强识，做事严谨。良好的人格品位，不仅使他拥有广泛的人缘，也让他获得了卓越的学识与事业成就。他曾经手过很多珍品钱币，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钱币经营商，在钱藏界富有声望。与商业经营相比，骆泽民在钱币的鉴定研究上成就更为显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与戴葆庭、马定祥、杨成麒一起，被全国钱币藏界公推为四位杰出专家之一。马定祥先生曾有评价说：在他看来，“骆泽民是最懂钱币的人，是中国程度最深的钱币鉴定专家。”然遗憾的是，由于他潜心于真知，品性朴实，不好张扬，且不擅文墨，经验学识没有通过文字留传，以致被后世的泉界渐渐淡忘。这与另一位老一辈钱界大师杨成麒十分相像。

骆泽民先生使用过的信封

骆泽民与马定祥在钱学造诣上，可谓是棋逢对手、琴逢知音。他们相识得比较晚，时间是1940年，那是马定祥第一次到北京。不过，由于钱币学识涉猎广、研究深的共同点，使他们在以后，联系密切，交流频繁，从而成为知己之交。与马定祥一样，骆泽民对中国钱币的四大门类兼容并蓄，都有精深的研究。除此之外，他们俩还有个特殊的一致，那就是对中国铜元特别偏好。1955年，在实行公有制改造时，因市况萧条，骆泽民便终止了钱币经营，关店歇业。以后生活日渐拮据，靠出让钱币藏品来补贴生计。然而，他所藏的铜元精品却不忍割舍。1982年，我应骆泽民之子骆骏生之邀，品赏了部分骆泽民钱币遗藏，大部分为中国铜元。其中，一枚“吉林辛丑二十箇”，两套分别用锦盒嵌装的“宣三大清铜币”和“己酉‘汴’大清铜币”呈样币让我记忆至深。

天显通宝拓片 骆泽民先生旧藏

骆泽民的机铸币造伪，起步时间与王希贤大致相同，也在民国十年左右。只不过他的伪作，品种、数量都很少。具体制作流程是，他绘制草图，交给银楼或造币厂职员，由他们刻模、印制。其实，以我理解，骆泽民的此项作为，只是广泛意义上的造伪，如从严格的角度来界定，他更像是在制作民间工艺品。据马定祥记叙，机铸币经营方兴之时，银币、铜元还是法定通货。由于当时的发行与流通有区域性，加之集藏、经营尚未普遍，以致缺乏商业性的藏品交流，因而，那时可供经营的品种不多。并且，当时中国机铸币集藏主力是外国人，他们更偏好人像币，但尤其是这一时间点，中国币以人像为图案的十分稀缺。故先行经营机铸币的大商家，大凡有制作人像臆造币的经历。骆泽民的臆造币出品，卖价都不高，只在工料成本上加两、三成。良知使然，他的动机，本来就不是文物造假，只是定位于制作一些工艺品。此项作为，对于骆泽民而言，商业利润的吸引力并不大，同时，也因倾心于钱币正当经营与研究，所以，他的臆造币制作，可谓是初尝即止，只出了五、六种便告罢手。

马定祥曾长期专注于对机铸币辨伪研究，为把定伪依据坐实，他曾致力于对伪品的源出情况进行追根寻源。北京地区伪作的出品情况，基本来自骆泽民的告知。两位深有专业造诣专家，自结识后，曾长期而密切地进行学识交流，共同探讨，相互裨益。1965年秋，骆泽民专程来上海面会马定祥。由于当时都已成为“公家人”了，钱币藏界景象凄凉，没有什么钱币生意可谈；再加上骆泽民在生活中，除醉心于钱学外，没有其他特别兴趣嗜好。所以，骆老在上海逗留的几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与马定祥谈论钱币学识中度过。据马老回忆，由于那时能与他俩彼此深入尽兴地探究机铸币的人奇缺，故而，关于机铸币的话题、尤其是机铸币辨伪方面的讨论，使他们更感酣畅起兴。为让讨论效果更好，马老特地将自己所藏伪品的实物和拓片资料悉数找出，作研讨辅助。其间，应马老之请，骆泽民还结合拓片资料，系统深入地将津京地区机铸币伪品的源出情况讲述了一遍。   

戴葆庭先生写给骆泽民先生信札

令人哀伤的是，骆泽民的上述来沪之行，是他与马定祥的最后一次见面。“文革”之初，骆泽民身陷劫难。一直不忍割爱的文物珍藏被抄家洗劫，尤其是看到屋门内外满地皆是的瓷器及古代珍瓦碎片，心理上遭受严重打击，以致精神失常。数年后，因病逝世。在马定祥的意念中，与骆泽民的这次上海聚会，他理解为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是骆泽民与知交数十年的远方同好知音来作最终告别。从此不久，各陷灾难，音讯杳无，自身不能自保，直至阴阳两隔。念及于此，马老不禁深痛哀叹。

 

根据首席收藏尚正文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