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昭生于1899年8月19日，原名文炯，后署名伯昭，号沐园。罗伯昭系四川重庆人，从小就对历代古钱发生浓厚兴趣，早在四川时期托其集泉时的左右手毛厚青，代购了成都钱币大家杨介人收藏的全部古钱，接着他又将樊树材所藏的全部泥范购来。

1935年，罗伯昭到汉口，兼任生利洋行汉口出口部经理。在汉口的三年期间，他就广交泉友，与同好成立了“泉友会”，邀请武汉三镇爱好者每周日来家聚会，鉴评藏品，讨论泉学，交换藏泉，成为当地泉界活动的中心。罗伯昭最早撰写文章时皆以“宝琼阁罗伯昭”署名，其以此名撰文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货币》杂志以及杭州的《新光邮票钱币杂志》上。据罗伯昭的子女告知，其父母生前一直恩爱有加，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们住在汉口的小楼中，在这小楼里，其父当年用“宝琼阁”取其母原名尹昌琼之意以志纪念。1938年汉口小楼遭日寇轰炸，被夷为平地之后，罗伯昭再未用过“宝琼阁”之名，而改称为“沐园”。泉界最著名巨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许多原件出自“沐园”。

马定祥曾言，罗伯昭不仅是个大收藏家，更是一个潜心研究的学者，他的泉币收藏，立足史学高度，注重以现存实物，补正史之不足，他在泉坛的耕耘极为勤奋，如他对一枚南宋“臨安府行用凖貳伯文省”钱牌的考证，该钱中“貳”字部首“贝”上二横为一横，当时有人认为，该钱牌为“壹伯文”之别写，但经罗伯昭反复研究考证后，为此他写了“临安府牌贰伯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贰伯文省”和“贰字余音”三篇文章，他通过查阅史料，最终证实：“然则貳为貳之简书，敢断言也……” ，可见其治学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另外他写的“建国通宝钱考”、“《泉志》应元保运钱正误”、“唐国通宝当二说释义”等等文章，有些是补了史志之遗，有些修正前人之误，他为我国货币文化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遗产。

由于罗伯昭不惜巨金广收珍稀历代古钱，迅即成为西部地区藏泉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故古钱界有“西蜀罗”之称，他在收集古钱上后起急追，至20世纪30年代，其收藏声誉已和当时泉界公认的泰斗上海张叔驯、天津方药雨齐名，这就是“南张北方西蜀罗”的来历。

罗伯昭收集古钱的经历中，内中有些钱币的得来，不乏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皆为中国泉坛可颂之佳话。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真伪莫辨。张䌹伯先生从北方泉友处获得了此钱的拓片，并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亦附同张䌹伯观点。张䌹伯、郑家相两人皆为泉界元老，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之一，又任《泉币》杂志评议员，在国内古钱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俩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钱，在几年间成了无人问津之物。

后来马定祥特地去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老友李庆裕先生（李庆裕在琉璃厂开了一爿“云松阁”古玩铺），要求亲眼看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庆裕欣然答应，马定祥曾经说当他打开盒盖时，眼睛即有一亮之感，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并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反反复复地仔细审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马定祥当即直言相告：“此钱我认为是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品。”京地的一些大藏家如王春福等人都嫌价昂而未收，故使他获得了得到此钱的机会。马定祥当即以一两黄金作订金，返沪后即去罗伯昭处，向罗伯昭推荐了这枚被冷落了多年的珍钱。罗伯昭看了“新币十一铢”，同样爱不释手，他相信马定祥先生的鉴定，后来用5,000大洋购下这枚稀世孤品。

1956年，罗伯昭将珍藏的全部古泉藏品共计15,427枚，包括“新币十一

铢”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受到中央文化部褒奖。罗伯昭这次捐献毕生所藏的钱币之事，轰动了全国文物界。在正式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之前，上海博物馆派了几位馆里的制拓高手，将其全部藏品制拓成册。据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共拓制了四套，一套送北京中国历史馆，一套归上海博物馆，一套交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另一套留给罗伯昭本人保存。

罗伯昭自1952年起，也陆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等文物机构许多珍稀泉品，其中包括一枚上海博物馆所缺的王莽时代所铸“壮泉四十”钱，为上海博物馆可谓添砖加瓦。罗伯昭先生是收藏家之中，捐献最频繁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个收藏家、企业家和钱币学者，更是一位公认的泉界藏家爱国人士之首。

根据中国钱币博物馆 马传德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