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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防伪

石印印刷技术是清光绪十年从外国传入中国,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古籍善本的印刷复制都使用石印技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以后, 印刷发行纸币使用的就是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石印技术。但在那物资匮乏的艰苦岁月,印刷出来的纸币与其他精美的纸币比较起来,显得有些粗糙,也因此产生众多的版别。

 《中国钱币》杂志2008年第一期,《略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版别分类》从文字、冠字、签字、图案、颜色、纸质、票幅差异以及趣味票八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纸币的不同之处。然而,尽管有些粗糙,其防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至今八十多年,制假者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制作出可以乱真的纸币来。

  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行的货币, 都有各自的防伪措施。1932 7 月在瑞金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 也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些措施和技术, 首先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发明的。

  毛泽民1931 年秋与妻子钱希钧一起, 从国民党统治区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瑞金。19322月, 他被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国家银行可是苏区军民的“钱袋子”,关系到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正常运转。上任后的毛泽民除了要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挖掘金融人才、设计苏区纸币, 设法生产印钞纸外, 最让他担心的是苏区纸币“防伪” 的问题。要知道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要制作这种纸币, 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偶然的事情让当时的毛泽民“解决”了纸币的防伪问题。

  1932 7月起,经过“加密”的苏区纸币开始在整个苏区流通开来。原来是毛泽民受火烧羊毛产生焦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

  《钱币博览》2001年第四期,发表过唐德顺的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签字的探讨》文章,他分析了中外学者对于纸币签字的不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个分析和判断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以于赞同。其实,钱币学界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签字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有的说是英文,也有说俄文签名;有的说左边是毛泽民签名,或是李六如签名;还有的说伍角券右边是林伯渠签名, 或是邓子恢签名。

  1986年《中国钱币》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福建张建新先生采访黄亚光同志的文章, 题目是《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黄亚光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者,其离休以后,一直定居在福州市。据撰文者回忆,当时采访的黄亚光同志曾经三次去他那里,期间还合影留念。这篇文章有这么一段叙述: “……接着我问到银币券下端是否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两位同志的英文签名时, 黄老带着神秘的表情告诉我, 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 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当时只有银行和保卫部同志知道,说着他把头靠近我,今天我可把全部秘密泄露给你了。说完幽默地笑了起来。” 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 签名只不过是一个防伪符号, 并不是什么文字。这种防伪暗记,对于后来苏维埃各级政府,进行反假币斗争起到极大的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防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每一张纸币都有一个独立的号码。

 存放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号码机,见图1,从外观看, 它与现代号码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对照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带号码的其他各种票证,凡是用号码机盖的号码,都是同一种机型。不管是苏维埃米票还是税票、经济建设公债还是战争公债、中国共产党党员证还是革命互济会会员证,全部号码都是一个机型的。这种机型的号码与现代号码机所用的号码有较大的区别:“1”字比较细长;“2”字底下尾巴翘得比较高;“3”字下部转弯比较大,也不圆;“4” 字中间空白比较小;“5”字上部一横左边粗右边细;“6”字下部转弯比较窄;“7”字转角的头翘得比较高;“8”字里面两个空白不圆;“9”字上部转弯比较窄;“0”比较细长。纸币号码为6 位阿拉伯数字, 这6 个阿拉伯数字排列比较宽,总长度是228mm。现代收藏市场仿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不少,但没有一张纸币的号码与当时型号是一样的,见图2。所以识别纸币真假的方法之一, 也就是看号码对不对,比较容易区分。

         图1国家银行纸币号码机

       2 纸币号码样品


 


根据中国钱币博物馆洪荣昌文编撰